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
虽然都为各自民族留下了难以逾越的文化丰碑，
但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
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
映射出两个不同社会的国运浮沉、时代缩影，
令人感叹唏嘘。
400多年前，当位于英国伦敦的环球剧场正在上演莎翁戏剧《仲夏夜之梦》时，东方庙会的戏台上也在演出汤显祖的传奇剧《牡丹亭》。“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
早在1930年，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就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然而，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虽然都为各自民族留下了难以逾越的文化丰碑，但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社会的国运浮沉、时代缩影，令人感叹唏嘘。
悲喜殊途的命运归宿
翻开历史的年谱，对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说，1596年都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命运转折之年。
1596年10月，莎士比亚终于获得了极为珍贵的乡绅称号和纹章，这满足了他父亲大半辈子的梦想，全家激动万分。被授予的家徽是一面金色之盾，图案是鹰和银色长枪的组合，这暗示了莎士比亚家族的姓氏原意——“用枪震撼”。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莎士比亚最终不是用枪而是用笔震撼了舞台。
莎士比亚终其一生都与最高权力集团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大都陷入当时的重大纷争，本·琼生成了天主教徒，进了监狱，克里斯托弗·马洛与新教徒的侦探纠缠不清，简直为此耗尽了生命，只有莎士比亚独善其身，巧妙地避开所有风险，总能在复杂的旋涡中全身而退，最终名利双收。
同年在遥远的东方，47岁的汤显祖对官场心如死灰，在写给朋友的诗中明确表示他现在是以官为隐，对政事多不关心。其时，他除了寄情山水，以诗酒自娱，便全力以赴创作心血之作《牡丹亭》。在这部代表作中，虽然重点描写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但汤显祖假托宋高宗赵构的所作所为，在剧中强烈影射皇帝朱诩钧，将一个不辨贤愚、穷奢极欲的昏君形象和盘托出。汤显祖对于皇权的孤愤决绝之情，尽藏于《牡丹亭》那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在传统中国戏曲中，人世间不管再复杂曲折的事情，只要皇帝下诏，一切迎刃而解。而在《牡丹亭》的结尾中，皇帝的权威居然如此不堪，先是丽娘之父杜宝“抗皇宣骂救封”，拷打“御笔亲标第一红”的状元柳梦梅，见了使臣苗舜宾还不肯住手；继而当众人在朝堂上争辩、对证之后，皇帝传旨：“父子夫妻相认，归第成亲。”谁知当事双方都不买账，在午门外吵得不可开交。老黄门陈最良抬出皇帝老子：“朝门之下，人钦鬼伏之所，谁敢不从！”还是没有用。结果，皇帝又二次下旨：“据奏奇异，救赐团圆。”柳梦梅和杜宝仍互不理睬……
皇帝的金口玉言成了汤显祖笔下嬉笑怒骂的调料摆设，这绝非偶然，而是隐藏着他和明神宗朱诩钧在情感上的彻底决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春，他在辞官前一年写下《感官籍赋》，更大胆喊出了：“天其平也不平，人则不一也而一。不平谓何，有一有多。”文中用一连串的事实对比，写尽了宦海辛酸、官场内幕。
与穷愁坎坷的汤显祖相比，莎士比亚的一生显然顺畅得多。仅从莎士比亚惊人的收入也可看出他事业上如何一帆风顺：1597年，他付款60镑，在家乡购置房产，俨然是当地最阔气的一座住宅；1602年又出资320镑，购得故乡107英亩耕田，20英亩牧场；他去世前立下遗嘱，除了不动产，由继承人分配的现金，约达350镑。
1592年，年仅28岁的莎士比亚创作完成历史剧《亨利六世》，并在伦敦著名的玫瑰剧场上演。《亨利六世》一鸣惊人，莎士比亚一举成名。又过几年，他的杰作《亨利四世》在伦敦舞台上取得空前成功，当时有一首短诗记述演出盛况：“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场，整个剧场挤满了人，再没你容身的地方。”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在伦敦演艺界举足轻重——它能一次吸引3000名观众到剧院看戏，而当时整个伦敦的人口也不过20万。
莎士比亚的一生与上流社会和宫廷权贵有着不解之缘，并直接从中得到诸多照顾和好处。他所在的“宫廷大臣剧团”多次被女王召入宫廷演出，他在《亨利四世》中塑造的大胖子骑士福斯塔夫深受女王喜爱。在《亨利五世》中福斯塔夫死了，女王觉得十分惋惜，莎士比亚于是专门赶写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部戏，让这个快乐的老流氓重新复活并恋爱，博得了女王的欢心。
另一个对莎士比亚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伊丽莎白时代位高权重的南安普敦伯爵。莎士比亚初出茅庐时，还只是剧院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伯爵是个戏迷，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在台上当小配角的他。伯爵被莎士比亚身上某些特殊的东西深深吸引住了。从此，莎士比亚成了伯爵家的常客，走进了贵族的文化沙龙。借助伯爵的关系，莎士比亚对上流社会有了贴近观察了解的机会，扩大了生活视野，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正是在南安普敦伯爵的直接帮助关照下，莎士比亚才最终获得了乡绅称号和纹章，圆了振兴家族的梦想。相反，汤显祖空有“显祖”之名，却从未能真正光宗耀祖。岂止未曾显贵，纵观汤显祖的一生命运，可谓悲苦不堪。他的三个妻子先后为他生养了七个女儿、五个儿子。然而在他弃官前后，共有五个子女相继死去，曾经在短短三年内连折三儿。这对渐趋老境的汤显祖来说实在是“如割”“如锥”。尤其是长子英年玉树先折，51岁的汤显祖不堪其苦，其所作七绝悼亡之诗，至今读来仍令人九曲肠回：“从来亢壮少情亲，宦不成游家累贫。头白向蓬遴又死，阿爹真是可怜人。”
“宦不成游家累贫”，这既是怀念亡子，又何尝不是汤显祖的泣血自况？仕途之艰辛，家运之不昌，使汤显祖倍觉衰疲，甚至于出世思想日深，此前便以“清远道人”为号的汤显祖，后来干脆以“若士”为号，似乎只差一步就遁入空门了。
莎士比亚长袖善舞，还是汤显祖过于孤高傲世？
对比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命运，到底是莎士比亚长袖善舞，还是汤显祖过于孤高傲世？到底是他们的性情使然，还是时代大势所定？
今天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汤显祖青年时代不愿攀附权贵，得罪了重臣张居正，才落得命运多舛的结局。这一被反复提及的事件发生于万历五年（1577年），汤显祖和沈懋学一起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这时宰相张居正想让他的儿子考试及第，便物色海内名士，以作为陪衬。听说汤显祖、沈懋学的名声，便有意拉拢。这是平凡之辈可望而不可得的机会，汤显祖却不愿受笼络，婉言谢绝。
而沈懋学则欣然与张居正之子交游，并高中状元，张居正之子名列其次为榜眼。到下一次会试之前，张的第三个儿子张懋修又想结交汤显祖，汤再次辞却，结果又一次落第，而张懋修却名列榜首。汤显祖回家后心烦意闷，“只有清夜秉烛而游，白日见人欲睡”，实际上是倾泄怀才不遇的牢骚，自言“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甚至辛辣地嘲笑“状元能值几文来！”这其中究竟是超脱还是无奈，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
汤显祖到底是出世还是入世呢？其实大可不必固执于非此即彼的认识。汤显祖的一生是矛盾的。唯其矛盾，才显真实。当我们对自号“茧翁”的汤显祖抽丝剥茧，观照他数次蜕脱的痛楚，就会明白汤显祖并不比莎士比亚清高孤傲多少，其实他的忠君思想有一个从愚忠到忠谏，由忠谏到不满，由不满到讽刺的演变过程。
作为专制社会的一员臣民，汤显祖不可能脱离千年传统的土壤。从十几岁直到34岁考取进士，步入政界，他其实一直都盲目忠君，即所谓“愚忠”。他17岁时，明世宗适60岁，汤显祖特作了一首题为《明河咏》的诗为皇帝颂寿。年底，皇帝死了，汤显祖又写下《丙寅哭大行皇帝》一诗，对嘉靖顶礼膜拜，视若神明。后来在他的诗作中，颂扬皇帝为“天王”“舜帝”之类的字眼也层出不穷。甚至于万历六年，神宗朱诩钧立王氏为皇后，汤显祖也诚惶诚恐地写了一首诗，盛赞“乾坤泰合青阳仲，日月光调璧景双”。
汤显祖考中进士后，作为一位“俊气万人”的有志青年，自然对前途有过浪漫幻想。那时，他把政治理想的实现看得过于简单。他37岁时，写了一首诗《三十七》：“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他和历史上所有才华满腹的士人一样，踌躇满志地认为辅佐皇帝安定天下，几招就能解决问题，然后潇洒地“事了拂衣去，莫问老夫名”，入深山做隐士。谁知等待着他的却是失望和碰壁。他自诩“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朝廷却视他如敝屣。他在北京礼部“观政”了一年多，还未得到任何正式任命，最后不得不婉转求人，“乞南部闲郎”，才得了个“南京太常寺博士”七品小官，去石头城吃闲饭。
虽然太常寺的工作清闲，但是汤显祖却怎么也闲不下来。万历十九年（1591年），好不容易熬到南京礼部祭司主簿的汤显祖，却因一道不合时宜的奏疏遭受重大打击。这年三月，彗星出现在大西北天际。朝廷把这一天象视为上天的警告，皇帝下诏令群臣修德反省。汤显祖读到上谕大为振奋，不顾自身官职低微，错把皇帝虚伪的官样文章看作是发愤图治的号召，大胆指责朝政弊病，上了一道历史上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在奏疏中他慷慨激昂直指时弊，万历皇帝即位以来，“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申）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奏章如同晴天霹雳，震动朝廷，引得权相记恨，皇上动怒。万历皇帝的脸面挂不住了，下诏切责汤显祖。汤即被降为广东徐闻县典史。
自此，汤显祖的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结束。后来他虽在徐闻、遂昌任上皆做出了政绩，但看破世事的汤显祖已归意彷徨，出世思想日深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向吏部告归，挂冠而去，从此绝意于“长安道上逐禄人”的行列。
多年的宦海浮沉，虽说不上波谲云诡，也让汤显祖领略了个中三昧。他注定要被腐朽的专制王朝放逐于社会边缘，而他却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献上精神的祭坛。汤显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概括过自己一生：“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学文无成，而学诗赋。学诗无成，而学小词。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汤显祖青年时期向理学家罗汝芳学过道，中年向和尚达观学过佛。虽然他既未入空门，也没有成为理学家，但他对“道”的追求是贯穿一生的。同时，他在寻求能够适应自己性情、施展人生抱负的事业。当他最后“学小词无成转而学道”时，这个“道”已不同于一般人所理解的道学，而是他自己所总结归纳出的“情学”，而最能表达“情学”大旨的就是戏曲。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对于生活在晚明末世，不愿同流合污的汤显祖而言，最终寄情于戏曲创作，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在一个只容许奴隶立身的王朝，如果谁幻想“站着就把官做了”，岂非缘木求鱼？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任何人的实际价值都是由最高皇权决定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你这“文武艺”价值几何，不取决于自身本事高低，乃在于帝王是否识你的“货”，说白了，就是取决于大大小小的“皇帝们”的好恶。连孔子当年都自称“我待贾者也”，四处游说列国，也没能“推销”掉自己。
汤显祖既希望在政治舞台上建功立业，同时又极度鄙视那些潜身缩首、逢迎求官的人，试图坚持为民请命的社会良心；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悲剧的结尾成为必然。要知道，汤显祖生活的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皇帝昏庸，宦官乱政，朝纲败坏，贪官横行。历史上著名的“海瑞上疏”骂皇帝、奸臣严嵩父子乱政的故事均出现在嘉靖时期。万历帝在位48年，亲政38年，却把自己关在深宫，沉迷于丹炉的熏染之中，25年不见人面。将国运兴衰系于这样的“九重之尊”身上，国势民情也便大体可知了。在专制政体之下，假道学甚嚣尘上，个性横遭扼杀，偌大的朱明帝国，竟然容纳不下一个敢倡“异端”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封建卫道者们给李贽扣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逼死狱中。汤显祖与李贽多年神交，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不可估量。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汤显祖，耳闻目睹这些惨剧怪事，身上渐次形成的文化个性、反叛精神，就无可避免地要与命运安排给他的羁绊作搏斗。时代毁灭人，也造就人。汤显祖一生的矛盾和苦闷在于入世与出世间的无奈，文章名世与大道践履的抉择两难，以及在情与理之间的痛苦徘徊。在经历了强烈的济世情怀与无奈的仕途抵牾之后，他终于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大明朝虽然少了一个好官，戏曲史的星空中却从此升起了一颗耀眼的巨星，这真是中国戏曲史乃至世界戏曲史之大幸。
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器，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由于工作条件和气象限制，必须在特定适合的时段内才能发射。这种允许发射的时间范围，叫作“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十分难得，有时稍纵即逝。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命运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激情和才华是否遇到这样一个千年难遇的“发射窗口”。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之前，英国有着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还有血腥恐怖的“星室法院”，以言犯禁者可被处以酷刑。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宽容的施政理念使她对自己的政敌都尽量减少杀戮，以避免社会动荡。而对于天才作家莎士比亚的宽容与赏识，更是有目共睹。如果莎士比亚晚生几十年的话，不幸碰上了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我们也许只能在断头台上听他朗诵那伟大的作品了——克伦威尔掌权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所有剧场。在那个砍头好比风吹帽的年头，连查理一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莎士比亚那颗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莎士比亚遭遇的一次意外惊险，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的包容。1601年，一伙神秘的顾客来到伦敦最豪华的剧院，他们开出高价，指定剧团在某一天重新上演《理查三世》这部戏剧。当演员们演到废黜国王那一幕时，叛乱在伦敦城发生了，这就是埃塞克斯伯爵叛乱案。原来，伯爵和他的同伙在策划叛乱时约定，以剧中废黜国王的一幕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可怜的演员们不幸被卷入了叛乱中。不过，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三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撰写和演出这部戏剧受到任何惩罚。
莎士比亚实属幸运，他生活在以宽容之道治国的伊丽莎白时代。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女王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包容之心，泽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她对戏剧的扶持。伊丽莎白之后继位的詹姆士六世也一样酷爱戏剧，登基仅两个月，就把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揽进自己亲自庇护的班底，并改名为响当当的“国王供奉剧团”。莎士比亚和剧团演员都成为宫廷侍卫，配有猩红色的皇家制服，授予荣誉头衔。从此，国王供奉剧团的宫廷演出每年超过20场，演员们的收入剧增，莎士比亚也有了相当不菲的报酬。
当时，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大多以揭露宫廷黑幕为主题，许多君王在剧中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对号入座引起联想。伊丽莎白当然知道这一点。当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上演时，强悍狡诈的理查对自己有一段“自画像”式的独白：
我有本领装出笑容，一面笑着，一面动手杀人；我对着使我痛心的事情，口里却连说“满意满意”；我能用虚伪的眼泪沾湿我的面颊，我在任何不同的场合都能扮出一副虚假的嘴脸……连那杀人不眨眼的阴谋家也要向我学习。我有这样的本领，难道一顶王冠还不能弄到手吗？
伊丽莎白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到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女王并没有将作者投入监狱或者禁演这部戏，她仅仅对大臣们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已经演出40次了。”
1601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说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时，舞台对面的包厢里就坐着伊丽莎白女王。她若无其事地看戏，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铁屋中的呐喊，太阳下的宣言
16世纪，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所处的社会有着相似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背景。两人所处的社会都被压制人性、贬低人性的思想所束缚，经过进步人士的不懈努力，充满人文主义气息的新思想冲破传统，使人性得到解放。相似的社会根源，使得两者有着相似的文学创作思想倾向。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虽然相隔万里，但他们都处在“东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他们都深受人文关怀思潮的影响，所以在作品中都热情呼唤和赞颂人间的真情、真爱，也塑造了很多“至情”“痴情”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作品处处充斥着情与理、灵与欲的矛盾和斗争，充满着对人性的寻找与发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一个在东方没落的王朝中长夜独行，一个在西方的温柔富贵乡中孜孜思索，他们最终都没有失去独有的犀利和深刻。
但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结局又迥然有别。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专制制度开始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上升的大转折时代。在文艺复兴这片沃土上，莎士比亚尽情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人文主义思潮激发了要求个性解放、享受生活的时代巨潮，人性取代了神性，人道主义取代了神道主义，号召人们理直气壮地用世间的幸福去取代天国的理想，而不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放弃现世的享乐。文艺复兴的年代里，艺术家心里充满世俗快乐色彩。莎士比亚选择一个故事的时候，也许仅仅是觉得这个故事有趣而会动笔，他为大众写作，也为市场写作。《亨利四世》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福斯塔夫是一个年过五十的破落骑士，一个好吹牛的懦夫，一个贪婪的冒险家。他是流氓头子，善于见风使舵、浑水摸鱼。他否认任何道德，既无良心也无怜悯，平生第一快事就是以粗鲁低级的方式向女子献殷勤。他生性幽默，所言所行妙趣横生，笑料百出。福斯塔夫作为一个活在老百姓身边，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人物，成为莎士比亚笔下最成功的喜剧形象之一。
动荡不安的欧洲大陆，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频繁的人民骚动，西班牙入侵的危险……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便是莎士比亚创作的背景。莎士比亚以杰出的才华把握这个大变革时代，揭露封建制度的冷酷无情，主张实行资产阶级开明君主的专制制度，赞美现实生活，肯定人的力量和价值，以杰出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想。
而汤显祖经历了痛苦彷徨的求索，也很难真正找到一条出路：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觉醒者无路可走时的悲茫无依和无可奈何：汤显祖早年写过一篇寓言性的《嗤彪赋》，描述了一只老虎因贪口而陷入道士设下的陷阱，慢慢地失去了往日山中之王的雄风，成了任人摆布的玩物，最终由“大虫”变成“小畜”。这篇赋象征着一个独立的人失去自由的过程，表达了汤显祖对专制社会异化环境的深刻感触。一个独立的人，一旦走上仕宦之路，就会失去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价值，变成没有自觉意识、被人愚弄还要感恩戴德的奴才。汤显祖对此无比悲愤，在赋末这样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谅如此而久生，固不如即死之麒麟。”
在他后来创作的《邯郸记》中，人与异化环境的冲突已不是局部的了，抨击的对象已经是整个专制社会。汤显祖通过剧中主角卢生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欢的命运变化，把专制社会的黑暗、荒唐、腐朽揭示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朝承恩，暮赐死”的体制下，任何荒谬的事都会发生，人只是玩偶和奴隶。《邯郸记》展示的是一幅血淋淋的异化现实图景，在这个荒谬世界中，人生可悲而又可怜。
汤显祖通过心灵的深刻反省超越，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但即使能够改变主观内心，却无法改变坚硬如铁的现实环境。在现实中，这种精神自由没有着落，成为无根的浮萍。对此，汤显祖似乎也早就感受到了。他在《邯郸记》中，虽然让卢生梦醒后向道教仙境皈依，但在剧末还是发出了“还怕今日遇仙也是梦哩……毕竟游仙梦稳”的疑问与慨叹，这是没有自信、无可奈何的心理表现。
于是我们最终看到，莎士比亚自豪地站在16世纪的思想高度，把掩藏在历史深处的人性挖掘出来，抛到人们面前，大声说：“看吧，我的朋友们！人类不是按照我的规格创造的，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他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你们看。”而汤显祖所处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日益腐化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壅塞民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萌芽走不出书本，在专制的贫瘠瘦土上始终未能生根开花。汤显祖只能默默用无处不在的梦，去倾诉一个时代的谜；用掩耳盗铃似的悲剧人物，去讲述一个时代的大悲剧；用自我解嘲，去嘲讽整个社会。
那铁屋中的真理亮光，就闪烁在真中有幻、寂处有音、冷处有神、味外有味的字里行间；一个伟大的天才没有知音。是汤显祖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