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山西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贾跃亭

在今天的中国,身为一个山西人,是有很多好处的,尤其当你是大老板的时候。

2016年11月,在贾跃亭那封宣布告别烧钱扩张的内部信以后,乐视陷入了空前的财务危机,供应商挤提,媒体质疑蜂拥而至,为了对应这种局面,贾跃亭踏上了向外部求援的道路。

2017年1月,贾跃亭终于等来了他的救兵——山西老乡孙宏斌带领融创中国送来了的150亿元战略融资,而且在孙宏斌之外,乐视还同时获得了山西临汾投资集团参股的乐然投资的融资,这是来自于贾跃亭家乡的国资。

你看,关键时刻靠得住的还得是老乡!

老乡,这么一个你我常用的简单名词,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却饱含着巨大的社交能量,而作为近几年晋商中的新贵,贾跃亭从老乡这个名词中所获得的红利,绝非只是见诸报端的那些冰山一角。

出身山西的青年富豪,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蒙眼狂奔的梦想家以及壮志未酬的枭雄……在外界描述贾跃亭的诸多标签之中,倪叔以为:出身山西,这是对其人生发展影响最大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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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外界对乐视的全面质疑刚刚开始,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在“2016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论坛上公开表示:

跃亭是我们山西人,是我们当代新晋商的代表性人物,是我们山西人的骄傲。我也注意到最近跃亭和乐视遇到一些困难。我想跟跃亭说的就是两个字’挺住“!家乡的父老会支持你的。你想在家乡山西申请办互联网银行,今天我在这儿说,我也分管金融,我们支持你!家乡永远是你温暖的大后方。

在今天的你我读来,这是多么大胆的发言,副省长的这番讲话是多么的情真意切,赚人热泪……

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贾跃亭做为广具全国影响力的互联网领袖,相较于时不时闹一个煤矿塌方的传统晋商,在副省长眼中实在有太多优点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雪中送炭的机会,一时把持不住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相比于副省长的礼遇,在山西人这个身份上,贾跃亭所获得的最大利益是在山西,他遇上了一个叫做李军的大同商人——李军的姐姐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平,李平的老公是一个叫做王诚的男人,而他有一个更为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令完成。

1973年,当这个男人出生在山西省襄汾县吕梁山脚下的时候,他浑然不知这一生的命运早已暗中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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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山西,煤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出身在山西,又擅长于资源整合的贾跃亭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煤老板呢?这是倪叔在梳理其人生历程时,抱有的一个重大疑问。

贾跃亭不是没有对煤动过心思,1996年,贾跃亭下海成立了山西垣曲县卓越实业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做的就是煤炭业务,只是它做不是采矿而是精洗煤,即煤炭加工业务。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苦孩子,即使有一个县级领导的丈人可以依靠,其所持有的资本也不允许他拥有一座煤矿或者精洗煤工厂,他能做的只能是一些中介性质的提篮子生意,与其说这是他的经商策略,不如说这是由他的出生,他所掌握的资源决定的。

作为山西商人中的后来者,煤产业的优质资源早已经被既得利益者所占据,贾跃亭想要有所作为,他必须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而在这一条路上他遇上了令完成。

虽然事后贾跃亭曾多次表示:并不认识令完成。但事实是经财经杂志记者调查:贾跃亭不仅以由他同学贾云龙代持股份的方法,在2008年4月参与合伙了汇金立方,同年12月,贾跃亭又将自己在乐视网的200万元知识产权股份转让给令完成妻弟李军,并任命李军为乐视网总经理,而后李军在限售解除后迅速减持1755多万股,获利超6亿元,而令完成先后通过运作7家公司上市,获利超12亿元。

在倪叔看来:2008年的乐视,只是高官亲弟令完成用来套利的一个工具,而贾跃亭在这个局中,也只是一个供其驱策的马前卒。

无论王一新副省长如何动情地将贾跃亭描述为:新晋商的代表,山西人的骄傲,但实际上贾跃亭自己心中明白,他与他的前任们,那些需要依靠权力庇护才得以安然经营煤矿生意的“煤老板”,其实并无实质上的不同,都只是权力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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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叔此前在《每一个贾跃亭心中都住着一个胡雪岩》一文中,曾将贾跃亭放到胡雪岩的框架之下对比,以说明其人实乃官商的本质。

但若是放到更长远的时间轴里来看,官商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从商选择,在山西,它还是一种流传千年之久的商业传统。

历史上,山西素来有“地上文物全国第一,地下资源中原第一”的美称,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对于山西人来说,既是上天的恩赐亦是命运的诅咒。

在一个资源格外充沛的地方,它天然的规则就是:谁占有更多的资源,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只要占据资源,就会有整个市场上最好的技术与产品来与之匹配产生经济利益,在晋商的世界里争夺资源历来都是商业活动的主轴。

如果按照费正清的说法,中国商人传统的问题在于:它不追求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追求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那么山西似乎天然就是孕育这一传统的最佳温床。

因此纵观晋商的发展历史,成功的晋商都是选择与政府“结盟”的方式,来屏蔽其他商户的加入,以获取垄断收益。

而这种传统的渊源之长,甚至长到了足以影响山西人的教育理念:在古代,山西的显赫家庭都会将子女分开培养,年长的子女读书,走科举路线以谋求日后能为官获取权力,年幼的子女培养经商,以方便日后与兄长联手为家族牟利。

而这一教育理念,在令计划掌权,令完成谋财的令家兄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纵观历史,山西晋商曾经有过三次崛起,一次因为盐,一次因为钱(票号),一次因为煤,每一次都是起因于资源优势,获利于垄断经营,最终衰败于制度改革,而这其中都伴随着大家族的崛起。

用与官员“结盟”这种方法经商,山西晋商们享有盐利120年,享有钱利91年,而当下正处于新一代的晋商们享受煤利的周期当中。

在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排名前一千位的富豪中,企业总部位于山西的山西富豪为22人,至少16位都涉足煤炭、焦化、冶金这三大产业,个人或家族资产在20-80亿元,这些晋商们再现了历史上“官商同盟”的辉煌,极好地阐述着:政商结合,代代长青的商业传统。

盐,钱,煤,在三个周期之间,横跨5个世纪,无论这期间人类社会发生什么变化,工业革命也好,社会主义也罢,山西人都默默的,一如既往的用这种办法经商。

贾跃亭身为一个28岁之前都在山西成长打拼的山西商人,他最终选择了依附官员,成为官商的人生道路,这究竟是他个人的一种不顾他人利益的道德选择呢,还是身为山西商人对传统的默默遵循呢?

这其中的分别,恐怕很难说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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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5岁的吴晓波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加入了新华社,他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山西考察为什么当年的山西晋商在赚了那么多钱以后,为什么没有继续用于扩大生产,反而是将钱运回地处偏僻的山西老家盖房子呢?

调研进行了3个月,最终得出的结论有二:

一. 从宏观上来讲,当时在经营金融业的晋商财团已经进入了富可敌国的状态了,若再进一步扩大生产就很容易进一步触及“与国争利”的红线,在当时社会“士农工商”的政治光谱之下,他们选择持有大量土地,进而将自身的财富与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绑定起来,就可以将土地看作一种类货币,达成将财富保值的作用;

二. 从微观上来讲,晋商集团的财富都是通过做官家特许经营的垄断生意积累的(晋商当年的票号与今天的银行不同,基本只做政府生意),既无改进技术的意愿,也瞧不上其他非垄断的苦哈哈生意,于是对于晋商来说,终其一生要做的就是:维持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以保证自身家族的财富得以积累壮大。

而就在吴晓波的这一番论断之中,就藏着关于今天的山西现状的真相。

2006年,中国主流社会的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群山西人,他们直奔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一栋一栋的买楼,他们一掷千金的手笔霎时间震动社会,”煤老板“一词瞬间就成为整个中国财富领域新贵阶级的代表。

经此一役,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了一个印象“山西人有钱”,但如果你真正亲身去了解过山西社会的公共设施建设情况,你就会知道这印象与真实的山西有多么巨大的出入。

2015年上半年全国各省份的GDP增速表中,从倒数第一到倒数第四分别是:辽宁,山西,黑龙江,吉林,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

但是山西其实很难与东北三省相比,东北三省临近边境,可以做外贸,而且无论农业基础还是工业基础都比山西强,还有振兴东北的政策扶持。

山西有什么呢?除了煤炭,山西真是一无所有。

论农业,山西自古以来就不是粮食产地,靠农业基本只能维持温饱;

讲工业,山西的工业很薄弱,基本上所有的工业都是围着煤炭转,一旦煤炭行业走到死胡同,这些工业就会发生连锁式崩塌。

第三产业就更不用说,连稳定坚固的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都没有,第三产业更是没法搞。

同时拥有最富有的商人,以及最破败的公共设施环境,这就是山西当下奇特的社会现状。

每当我们论及山西的商帮传统,我们会说山西有大宅门,有乔家大院,但看过今日山西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出过这么多福布斯富豪的山西,为什么就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好的商业基础呢?

其根结就在于:由垄断特权经营获取的资本并无改进生产效率与升级产业链的动力,他所赚取的财富仅是用于彰显其个人及家族的成功。

当煤老板在北上广挥金如土之时,他们所留给山西老乡只有“山西人都是暴发户”的社会偏见。

自2013年开始,山西省的煤炭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煤矿工人的工资一降再降,失业的人越来越多,靠煤为生的山西经济,整体陷入困顿。

2016年,中央下了规定:2017年之前山西不得再上煤炭项目,而一省的经济全面转型,又不可得于一时,山西经济的复苏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每当倪叔问起身边的山西人,问他们:你觉得山西的经济还会好起来吗?他们总是低头不语。

我知道为什么他们愿意支持贾跃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少有的希望,但如今贾跃亭也已经失却了。

他们问我:在乐视之后,山西还会再出贾跃亭式的人物吗?我回答:一定还会有的,只要山西人还是用原来的方法做生意,就一定还会再出现下一个贾跃亭式的人物。

只是无论出不出贾跃亭,山西人所期盼的春天或许都不会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