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做过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陶希圣，是一位北大毕业生。

　　
　　他1922年从北大法科毕业后，先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老师，1924年又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当时，他对自己的待遇颇为不满：

　　“像我这样，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月薪八十元，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小桌子，坐一条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分注到若干个小瓷盂中，一人一瓷盂。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一把。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达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毕业，那就是各部主任，待遇顶了天，月薪二百五十元，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硬凳子，给访客坐。”

　　他的这段回忆非常形象。留日与留美，虽然都是出国留学，却几乎是两种道路，两种人生。

留美：从幼童到庚款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

　　美国方面对这批少年留学生非常重视，大作家马克·吐温宣称是他们的朋友，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也接见了他们。尽管开始的生活非常艰难，这群孩子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回国后，这批留美幼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皆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但留美幼童政策很快就终止了。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11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1909年开始，中国再一次掀起了留学欧美的潮流。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廷在北京3次面向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就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10年8月，清廷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这次有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胡适就在这一批留学生中。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到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63人。后来，清华学堂成立，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的预科生，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

　　和留美幼童相比，庚款留学生更为成熟，他们一到美国，就直接入读一流大学，有不少人读到了硕士、博士。到1917年，这些人开始大批回国，到北大、清华等大学任教，直接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留日：甲午战争后的狂飙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和中国一起成为西方世界的学生，但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日本让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以完败结束战争，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痛定思痛之后，清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再闭关自守将亡国灭种，加上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势不可遏，而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时之潮流，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此时中日间的交往进入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到1906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

　　日本政府对清朝派人留学持开放态度。一方面，这满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野心，他们认为，如果有大批懂日本的中国人存在，将有利于未来日本在中国攫取利益。因此，即使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卷入政治，呼吁革命，成立政党，日本当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对中国人来说，大规模到日本留学，有两个现实的原因。一是汉语与日语相近，即使不懂日语，到日本也可以生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却可以用笔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二是到日本留学，比到美国便宜很多，只需要从上海买一张船票即可。江浙一带的中产家庭，比如绍兴的周家，可以供两个孩子到日本读书；四川乐山的地主家庭，供养一个郭沫若也问题不大。

　　与在美国的留学生大多数都读到硕士、博士不同，赴日留学的人，往往对学历并不在意。像鲁迅这样，学医学到一半就辍学搞文艺的，相当常见。在日本留学的人，普遍学习时间较短，但是由于人数众多，其中产生了诸如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百里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政名人，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等诸多文学巨匠、艺术大师。

政治还是学术？两种道路

　　留日与留美，不仅是求学目的地的不同，更是人生道路的不同。留美的学生以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居多，而留日学生更喜欢从事政治。在政界、军界，留日出身的名人比例远高于留美生，而留美出身的大学教授、工程师又远多于留日学生。

　　中国留美生在科技学术界的影响十分突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较为重要的252位科学家中，有223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占总数的88%。其中留学日本的只有17人，排在第五位，占7.6%；留学美国的居首位，共124人，占55.6%。

　　和留美学生多集中在文、理、医等基础学科不同，赴日留学的人，最喜歡的学科是法政，其次是师范，另外，军事也是受青睐的专业，如蒋介石读的就是军校。事实上，留日学生不但日后从政的更多，即使是在读书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参与政治了。1911年黄花岗72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把日本当作一个革命基地。日本留学经历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甚至连周树人这样的青年，也对制造炸药和暗杀产生过兴趣。

　　相比之下，赴美留学生则更多是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他们取得的成就也更大。以赵元任为例，1910年7月，赵元任参加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成绩是第2名，同年8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除了主课，他还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他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学位。但他没有回国，而是继续深造。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1917年归国，博士论文已经写完，但是没有来得及答辩。赵元任没有像胡适那样热切地投入新文化运动，他老老实实地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1925年他回国到清华任教，除了数学、物理外，还讲授语言学和音乐，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可谓文理通吃。后来，赵元任再次到美国，一度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在学术层面上，他可以做到和同时代美国教授一样出色。相比之下，赴日留学的学生中，就很难找到一个在学术上如此出众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为作家非常出色，但依赖的其实还是母语写作天赋。

鲁迅还是胡适？两种风格

　　除了人生道路和职业选择外，在性格和为人上，留美与留日人员，也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方面，可以对比两边的代表人物，比如鲁迅和胡适。

　　鲁迅的文风是激烈的、批判的，胡适则是温和的、建设的。两个人的性格与各自的文章风格高度关联。鲁迅主张睚眦必报，临终的时候，还在强调“一个都不宽恕”；胡适则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面对各种攻击，一直以微笑对待。

　　留日的学生，受革命思想影响很大，大多愤世嫉俗，即使是搞文艺，也是“创造社”那种，需要浪漫与夸张。而留学英美的学生，则受到自由主义影响，主张宽容与生活品位，即使是搞文艺，也是“新月派”那种，更尊重个人价值。

　　1917年，赴美留学生开始大批回国，等待他们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一次思想大启蒙。而赴日留学生的归国潮，则延续更长时间，他们中许多人不但参与了辛亥革命，也参与了其后30年所有的大变革。两个留学目的地，两种思潮，也是两条道路，共同构筑了近现代中国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