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业，但还没有完成工业化

有人说，“中国制造”目前在世界上排老二，发展势头很好。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制”其实不是中国的“制”。

什么是“制”？“制”是指工业生产的标准、规范、流程。在中国，这些大多是引进的。中国80%的中小企业，有自己研发创造的技术吗？没有，大多数都是引进的。

中国还处于制造业的第三梯队，我们不能自鸣得意，心里必须清楚真实情况。

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这个方向绝对没错，但是首先，从加工型的制造转向独立自主的制造，这一步要迈出去。

1981年，我到德国斯图加特参观汽车城。一进奔驰工厂，我就吓了一跳，从总司办到标准办公室，到车间主任，到下面流水线的每一个工段，都有一个黑头发的黄种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从日本丰田公司来的。

丰田的老板拿出一笔钱，说服奔驰公司接受他的3年计划。该计划包括每年派100名员工到奔驰实习，从公司高管到车间操作工，搭成梯队，每年换一拨，3年一共300名员工。

1987年我又去，到那儿又看见很多黑头发的黄种人。我说日本人怎么还在？一问，这些都是韩国现代公司的员工。那我们中国的汽车公司呢？我们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观念需要转变。

我们现在的设计关注的都是精英元素，而不是系统。可是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元素，元素都是在系统中产生的。

我们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了工业，但我们并没有完成工业化。所以，我們必须关注系统和机制，这是我们转型的关键。我们要走向世界，需要有中国方案，而不是仅仅靠引进。

我1949年上小学，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当时，我听到有人这样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956年建成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解放牌汽车，第一年的产量就超过全日本的卡车总产量，了不得吧？可是，到了1987年，还是生产那种解放牌汽车，载重量还是4.5吨，还是那个轴距；我们拉机器用它，拉粮食用它，拉棉花用它，拉人还用它。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引进了苏联的这条汽车生产线，但人家生产的是“二战”时拉炮的车。打仗拉炮，要的就是转移阵地方便，车不能太大，不能太长，但是牵引力要大。我们生产了30年汽车，产量提高了，质量提升了，但还是不明白汽车是怎么回事。

朱光潜先生说，美的东西是摆脱了功利的。设计讲究真善美。你不真，就不可能善；你不真、不善，那就不是美。

但当下社会，到处都在讲功利。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搞品牌竞争。每一个企业都做品牌，这可能吗？这会浪费多少资源？“品”没有，光做“牌”，这不过是在追求表面的东西而已。

2010年，某国际奢侈品牌在清华美院举办时装发布会，20分钟的表演，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装修，总共投入800万元，20分钟表演结束后全部拆掉。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天天发生，中国的车展、全世界的车展，花的钱是这个时装发布会的几百倍。

现在大家讲的美，是越大越美、越奢越美、越多越美。事实上那只是感官的刺激，是商业语言，不是设计。

我们把感官的刺激当作美，把时尚当作设计，追求短平快，只看眼前利益。由此，时尚成了“短命鬼”，越时尚，越短命。

所以，设计是什么？设计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酷的、炫的、时尚的东西，而是背后的劳动，是生产关系，是一种关系的调整。

工业革命的兴起，调整了生产关系。工业革命带来的是机械化大生产，在生产之前，我们必须把一个产品的生产流程都预先设计好。

一个杯子，在工厂里叫“产品”，在商场里叫“商品”，在家里叫“用品”，进了垃圾堆叫“废品”。围绕这4个“品”进行的设计，要解决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等问题。

设计是一种创造行为，目的不是发财，不是为了房子、车子、票子。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更为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设计到底是什么，设计不是生意。现在大家成天讲“商业模式”，如果一个设计师整天讲生意，还做什么设计？人家还会尊重你吗？

设计应该是什么？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进行室内装修时，房子里通常会有很多面墙，但设计师的脑子里应该没有墙，你的意识里若有墙就没法创新了。我们的设计之所以徘徊不前，就是因为设计师的脑子里有一堵墙。设计师的脑子里应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可以是墙，但什么都不是墙。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共和国成立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凡是我们靠引进发展起来的项目，都基本停滞在引进的水平上；而凡是外国人不给我们的、对我们实行封锁的，我们反而都自己搞出来了，其技术水平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

这说明什么？人有惰性，一旦有了拐棍，为什么还费那个劲自己去闯？真正从无到有，反倒被逼出来了。现在我们的设计成天在琢磨外观、造型、色彩，其实那都是在引进的基础上做设计，都是设计的后半段工作，而设计的前半段最重要。前半段做什么？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适应性地解决问题。

1986年，我们给华为做设计的时候，任正非请我吃饭。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华为连工人都是大学生了，全国通信技术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绝大多数都被我揽过来了。英、法、美、德、日的通信技术，我该引进的都引进了。我们现在有钱，也有自己的研发队伍，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我给他出主意：“你让你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做点最简单的工作——研究一下什么人需要通信，要什么样的通信，动动脑筋去做分类。再分析一下一个人的通信需求被哪些外因限制了，你有没有解决办法。也许你会发现，美国的技术、英国的技术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人的需求。”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总要跟着外国人走？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观念不够解放。通信需求是共通的，那么外因限制的问题就交给技术人员去攻克，我们要给技术出题目，而不是跟着技术走，这才是设计的语言、设计的逻辑。我相信华为接受了这个思想。

1999年，亚太国际设计会议在日本召开。某公司主管洗衣机设计的部长在会上大谈21世纪该公司洗衣机的技术有多牛，讲得天花乱坠。接着主持人问我：“柳先生，你讲讲中国21世纪的洗衣机怎么样？”

我说：“中国到21世纪将要淘汰洗衣机。”底下的人全愣了。我说：“你们算一算，洗衣机的利用率有多高。”算了半天不到10%。我接着说：“难道为了洗衣服你就要搞这么多高科技，要浪费和污染这么多淡水吗？我们绝对不能干这种事。我们要解决的，不是洗衣机的问题，而是人的衣服怎么洗干净的问题。”

我们现在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这种想法，都在那儿钻研产品，但关键的不是产品经济的问题，而是产业经济的问题。产业到底怎么创新？产品不是目的，服务才是。

以汽车为例。你算一算汽车的利用率有多少？其实70%的汽车平时都闲置在那儿。我们要解决的是交通、出行问题，而不是要生产多少辆汽车。我们13多亿人要是人人都有车，那环境没法不污染，交通没法不拥堵。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不是弯道超越，而是换道超越，我们必须提倡这种新观念。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态势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不能把设计当作生意，而应该把它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智”“慧”，这是中国人的哲学，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智”是抖机灵、小聪明、钻空子、打擦边球，这些中国人都会。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慧”。“慧”是什么？“慧”是节制、反思、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