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内心里并不怎么喜欢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老人，时间改变了他的容颜，但从未驯服他强悍的个性!
这个清癯的老人由人搀扶着走了进来。他没有抬眼皮，扫了一圈这间屋子，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他平视着我，开始了长达近6个小时的谈话。
他就是牟其中，比网上流传的那张受审照片中的那个人瘦了三四十斤。他也不再留大背头，头发几乎全白了。
毕竟，已经过去18年了。
他身体还不错，只是为了延缓衰老，他在狱中爬楼梯锻炼过度，伤了膝盖，所以需要人搀扶。其实，别人不扶，他也能走。他内心里并不怎么喜欢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老人。他还有没做完的事，他认为自己可以长命百岁。这不是出于秦皇汉武式的迷信，而是他长期关注生命科学得出的结论。
“我找到了解决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问题的新思路，找到了打开人类社会未来500年历史大门的钥匙。”牟其中说。显然，时间改变了牟的容颜，但从未驯服他强悍的个性。只要他一开口，你就会发现，他的思维与表达完全像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记忆力惊人、逻辑严密、表达精准，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的眼神，十分之五透露出的是理性，十分之三是激情，十分之一是骄傲，还有十分之一，或许是天真。这几种成分，共同的底色是，他还相信某种确定性。
我不得不承认，在跟牟其中对话时，我脑子里总难将他的头脑和他的身体自然整合为一张多维立体图。或许，这样的身体因为有这样的头脑会觉得幸运；而这样的头脑因为与这样的身体匹配，会觉得无奈。灵魂必须寄居在有形的肉体之内，这，就是人生的实相，也是悲剧的起源。
但牟其中绝不会承认自己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计划中。他认为自己不仅能实现这个计划，而且实现起来不难。
很多人预计，牟其中一走出监狱就会像顾雏军一样为自己辩冤。这么多年来，他不就一直在写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并通过他的代理人夏宗伟递交给法院、政府、媒体吗？事实上，本刊此前就数次收到过这些材料。
“我不冤枉。”牟其中却对我说。他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他有他的逻辑。
他惯于宏大叙事，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总是强调自己与中国改革史不可割裂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自己肩负着为民营企业代言的使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认为自己三次坐牢（第一次，1975年至1979年底；第二次，1983年至1984年；第三次，从1999年至2016年9月27日。三次共计被关押23年零两个月。）都不冤枉，因为这三次坐牢分别达到了他的目的：第一次坐牢是为给民营企业争取出生权，第二次是为民营企业争取生存权，第三次则是争发展权。
这样的人生定位是否意味着角色错置？牟其中说，他年轻时的经历其实已经注定了他一生只能走后来走的这条路。因为他前两次出狱都与中央领导的批示有关，他自然就产生了“报恩”的想法。他在1980年之所以创办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直接的动机就是为了“报恩”。“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对我有极大的恩情。当年判了我死刑，两次都准备执行，就是因为上面打招呼，派人把我放了。我至少得讲点义气，要懂得感恩怀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吧……后来有人批判我，说我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无路可退。我要是退缩，怎么对得起保护我的人？有人说我热衷政治，我从来不承认，我只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但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办民营企业，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任何人，只要你走到最前沿，就必须面对一个选择问题。”牟其中说，他既然是在为一种理想奋斗，自然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次入狱之前，他本来是可以跑的。1996年3月的一天，身在加拿大的牟其中正在多伦多办事处吃晚饭，国内一个朋友给他打来个电话说，南德案已发，他千万不要回国。当时他亲人都在美国，从俄罗斯发射的卫星漂在天上，卫星业务的市场在美国，每年收入540万美元，他原本可以不回国，但他选择了立即回来。
他认为自己没犯罪，“当时我已经知道有人把我当成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果我不回来，他们就可以随便说牟其中干了什么事，不敢回来了，而我没法辩护。这事儿谁让我碰上了？碰上了我就得顶住，如果我不顶住，可能我日子好过一点，就像老鼠一样活着。但可能中国民营企业就倒霉了，民营企业家会被人认为是依靠诈骗、侵占国有资产致富的……况且，一个商人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在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选择了逃避，下一次别人和你合作的时候就得防着你。”牟其中说。
当然，他也相信，这次跟前两次一样，还会有人保他，他说当时他看到了这方面迹象。他想，最多大不了再坐一次牢而已，要不了多久，他还会被放出来。
事实上，他判断错了，与他亲近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一道历经岁月煎熬：这18年里，他的两个儿子一直在美国打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国探望。夏宗伟成了为他四处奔走的诉讼代理人，我几次见到她，她的眼神都透露出难掩的疲惫。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过普通人的日子，她给我讲了种种理由，但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说，“习惯了。我要是不管他，谁管他呢？”
“发明理论很容易”
武汉洪山监狱一共关了1500多名服刑犯，牟其中所在的第五监区有140个犯人。别的监室都是上下铺，住24个人，牟住的监室有20几平米，只住6个人，室内还有空调、室内厕所，每天可以淋浴，“跟乡村招待所差不多”。
“你刚入狱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啊？”
“我非常冷静，因为我多次坐牢，我甚至愿意坐牢。”牟其中故作轻松。
但他不跟狱友深入交流，“因为他们听不懂我的话，他们也没兴趣听我的话”。有几个知名的企业家跟他是狱友，其中有人进去的比他晚，出来的比他早。他对他们表示不屑，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人家。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人是真正的犯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为了减刑，为了赢得监管人员的好感，“简直是摇尾乞怜，丑态百出”。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牟其中说。
牟的监狱生活是单调的：每天早晨5：40起床，6：30吃完饭，就开始阅读、思考、写作。他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报，思考社会发展理论，写申诉文章及自己的理论思考。他写下了几百万字手稿。
“我在里面就像和尚一样，可能我知道的信息比外边的人还多。”牟其中说，他所在的那个监区是专门关县处级以上腐败分子的，所以犯人都有文化。他每天要读200多版报纸，不仅自己读，还委托这些有文化的人帮他读。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们之间互通有无。牟关心的不仅是新闻事件，他更在乎的是媒体报道的新观点、新说法、新科技。这些内容主要来自《参考消息》，通过这个渠道，他也知道《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读卖新闻》等外媒的关注方向。当然他也读了大量的书，比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利斯顿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吴敬琏的《直面大转型时代》、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甚至包括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2015年的新作《哪种模式会胜出，中国或美国？》。
所以他不认为自己与社会脱节了。
牟其中从青年时代即开始思索宏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他首次出名，就是因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与刘忠智等人合写了论文《中国向何处去》。至今，他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超出了常人。在狱中，他构筑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也不认为发明一种理论有多困难。“自圆其说就叫理论，发明理论很容易，我的逻辑关系是清楚的。我谈不上是政治学家，也谈不上是经济学家，我完全从实际出发，我天天实践，不行了就改，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我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看法。”
这一理论体系脱胎于他曾经的企业管理实践。他当年的实践被人称为“空手道”，他一直想找出一套理论来为“空手道”正名。第三次入狱前的1996年11月，南德集团公开发表了《南德集团平稳分蘖条例（草案）》，这可谓是他为自己找到的一套理论。所谓平稳分蘖原则，就是在一个企业中，由资本与劳动去共同创造出一个新企业。当新企业上缴的利润与资本的投入相当时，这个新企业就必须进行平稳分蘖，也即是注册成为一家独立的企业。在新企业中，资方必须无条件地把51%的股权无偿地赠送给劳方，从全资控股地位退居到参股地位。随后，牟其中把《条例》的序言独立出来，以《智慧经济南德宣言》公开发表。
牟认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最新的企业管理制度，1997年11月8日，他向汪道涵先生汇报了他的实践和思考，后者随后向高层进行了汇报。
入狱后的牟决定深化自己的理论。他不同意上述“第三次技术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也不认为现在是所谓“知识经济”时代，他认为新的时代特征就是智慧经济，智慧经济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其实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人想吃好点、穿好点，这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最原始的动力，每一个人都不能逃避。我是讲实用主义的，说空泛的东西没有用”。但他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马克思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但他把劳动分为体力劳动、记忆劳动与智慧劳动。所谓智慧，就是前人未曾发现的解决困难问题的一种劳动能力。
牟从不少方面论述自己的智慧经济论既是一大创见，又特别切合中国当今的时代需要。在他看来，如今不断爆发的大公司高管辞职创业浪潮已经验证了他的智慧经济理论的正确。
经济学家、创业者王小明教授很同情牟其中。他认为，牟的“这种倡议是解决收入分配的一种方法，极有创意，也有前瞻性。实际上，他的提议反映了在公司变迁的过程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过他又认为，牟的具体方案还需要细化。“对于原来的企业来说，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智慧所有者，那么谈判是容易的。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团队，那么团队如何分配资方让渡的51%的股份？如果平均分配，那么必然产生搭便车现象与分配不公。因此，必须面对如何分配获得的股份，如何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如何解决接下来智慧团队内部可能产生的‘背叛’问题。”
在自认为自己的理论成熟以后，从2014年开始，牟其中连续向高层打了三份报告，汇报他的“南德试验”的经过及思考。在这些万言书中，他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他的智慧经济理论，并不忘花少量篇幅提及南德案。他呼吁法院依法审理他的案件，以便他早日出狱开始新一轮南德试验。他相信，他的智慧经济试验能够重建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在一份报告中，他直陈他的心态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相信“庙堂”，也相信未来。
2016年9月27日上午，牟其中出狱了。夏宗伟等人到监狱接的他。
出来后，他第一站是回万县为母亲扫墓，然后经重庆到成都、上海、武汉，最后回到北京。一路上，见了不少老部下和年轻的企业家。见人就讲自己的理论，上午讲一场，下午讲一场。一些人原本看不清前途，听了牟的话，“大家觉得切合实际，可以说血脉贲张，意气风发，很多人纷纷要求参加南德试验”。
牟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南德集团复业上面，他想尽快开始授课，从政治经济学讲到实际案例，学员必须是企业高管，毕业论文就是一份创业计划书。“我就像布道者一样，我发不完的财（自己有钱），不需要收你的学费，估计会有上百、上千、上万高管来听。”牟其中要把理论变成现实。“如果我的理论仅仅停留在书本、演讲上，还是会有很多人反对，天天跟我辩论。我们应该再次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我一旦实践，过两三年时间，我的财富就可能会呈几何级数增加，那时候全世界会目瞪口呆。所有在工业文明当中表现出来的弊端，可能都会在瞬间消失殆尽。比如说现在劳资对立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家族企业问题都不存在了。”
从网上得知我要见牟其中的消息后，一个叫吴程的年轻创业者辗转找到了我。吴程是广东人，当时在昆明工作。他知道牟的大多数故事，决定“追随”他，为此他专程跑到北京。他本来想直接去找牟，一来因为没有牟的直接联系方式，二来怕硬生生地去找牟遭到拒绝，他就把自己的创业计划告诉了我，拜托我向牟引荐他。还有一个与牟其中同宗的在校大学生又通过吴程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向我表达了与吴差不多的意思。
我把两个年轻人的情况转告了牟其中。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想投奔他，今后他要组织一个报告会，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他们要认为自己适合干，我欢迎他们一块儿来干”。不过他又说，“我挑选的一定是理想主义者，只讲钱的千万不能来。”
但现实的困难是，实现蓝图总需要一个载体，但牟其中没有这个载体。当年案发时，南德就被查封了。如果要启封，就得借助于刑事案的申诉裁决。2000年，刑事案已经宣判，但此案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判决结果相反（民事判决认为南德跟信用证诈骗案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刑事判决认为南德参与了信用证诈骗），因此牟其中在2003年3月19日正式提交了申诉状。案子虽一直没有再审，但申诉状也并未被驳回。2016年10月8号，湖北高法通知牟的律师，刑事案部分已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说，申诉裁决应该在今年4月下达。2017年2月16日，湖北高法承办刑事申诉复查的审监庭法官在回答夏宗伟的询问时答复：他们已经做结论了，并已经上报院委会了。如果刑事裁决与民事裁决一致，南德公司就会启封。如果维持此前的判决，则牟其中必须重新注册一家公司才能开展业务。但是，77岁的他早已过了新注册公司法定代表人年龄不能超过70岁的规定。
另一个问题是，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呢？
“我至少还有上百亿的钱。”正住着出租房的牟其中脱口而出。
他说的是他当年在满洲里的那块10平方公里的地，那块地是南德为当地修海关换来的。他现在正在讨回那块地。另外，他在北京还有264套房子，也能值几个亿。不过，收回这两笔资产的前提是他的刑事案申诉获胜。有了这两笔资产以后，对于惯于金融操作的牟其中来说，后续的资金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当然，他也知道要收回这两笔资产难度不小。“要钱的功夫还不如我赚钱快呢，我可能挣上千亿都比这个容易，所以我主要在想怎么挣钱。”牟其中说。
我突然想到了牟其中曾经对前妻杜宗莲说的一句话。当年，杜宗莲埋怨牟其中不做家务，成天抱着马克思的书看，牟其中说：“我在开未来的支票。”
只不过，现在的牟其中已经是个77岁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