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舞蹈》这部纪录片探讨的是关于老人的议题，讲述了三个中国的老人完成自己人生心愿的故事。
熊先生已经70岁了，还要照顾105岁的父亲，一照顾就是十多年，直到父亲去世。中国有一句话叫作“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觉得熊先生是个孝子。
虽然照顾父亲的过程中他会不耐烦，也会言语粗暴，但是他已经尽力做到了最好。他的家庭破裂，无依无靠，也不知道怎么发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所以他晚上会到广场上去跳舞。
熊先生跳的是牵手舞，跟异性一起跳。他不断地更换舞伴，以这种方式来疏解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压力。
熊先生曾经告诉过我，很多人是因为家庭有裂缝，才去广场上跳牵手舞，找一种心理的慰藉。结果跳着跳着，裂缝就越跳越大，最后就跳散了家庭，跟广场上的舞伴组成了新的家庭。
老人的情感其实跟年轻人是一样的，我们要以一种平等的意识和观念，去看待老年人的感情的问题。
不能因为是老人，他们感情上有一些欲望也好，冲动也好，或者是感情上有一些变化也好，我们就对他们有看法。说这个人，老了还老不正经。年轻人会遇到的感情问题，老年人也会遇到。
尹女士从小的愿望就是进舞蹈队学舞蹈，上台表演是她最大的梦想。她年轻的时候身材比较矮，比较胖，另外文革时期她是红卫兵团的团长，工作特别忙，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
直到她老了，六十岁了，才有机会重新在广场上找到自我，开始跳广场舞。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了一个大型的艺术团，在国内外进行演出，终于圆了梦。
为了演好“牦牛”和“麦浪”尹女士下足了功夫尹女士在舞蹈团里演的全是小角色，百亩麦田中的一捆麦子，牦牛的后半身，甚至是群演的替补。她还是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她这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现在六十多岁了，跟着大伙一起跳舞，她已然满足。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年轻也好，老了也好，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莫大的幸福。
周先生也跳广场舞，但是跳得少，他还在广场上练拳、打武术、倒立。一个74岁的老人在广场上倒立，那个画面看上去挺超现实主义的。
在广场上倒立的周先生周先生个性比较刚烈，初恋女友因为他的家境跟他分手。他特别喜欢画素描，分手的时候给初恋女友画过一张，没来得及给她，心里总觉得遗憾。
再次见面周先生和初恋红了眼圈和老婆平平淡淡地过了50年后，周先生最终还是找到了初恋，把那幅留有遗憾的素描画亲手交给了她。
两个人在路上漠然地走着，老太太抹着眼泪，喃喃自语：“当初你们家住得太远了。”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方面的内容，亲情、爱情、梦想，是人生最重要的几块内容。镜头瞄准的是人，我们关注他们内心深处的故事和变化。
我母亲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她50多岁开始跳广场舞，跳了5年长高了2厘米！我妈妈都快60岁了，不仅长高了，身材也变好了。因为这件事让我开始关注广场舞。
后来我的一个美术老师告诉我，当年在“文革”时期跳“忠字舞”的那批人，就是现在跳广场舞的这批人。
我开始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了，在四川一个小县城找了一个广场做了一系列的调研。花了两年的时间，从上千人中筛选出十几个人采访拍摄，最终呈现了三位老人与广场舞的故事。
太太跳广场舞治好了脊椎病以前我觉得广场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挺没有意义的。拍摄完成这部影片后，我的想法完完全全改变了。
周先生的老婆之前得了一个病，她的脊椎弯曲了。挺严重的，走个十多米就要停下来，不能走路。医生直接跟她说，你不用来看病了，就在家里面躺着吧。她去跳了两年广场舞，居然把脊椎治好了，还成了舞蹈队的队长。
人有两个最大的敌人，排名第一的是死亡，排名第二的是孤独。人到老了特别容易孤独。
其实我们拍了很多的人物，最后没有在成片里面的是一位法院的副院长。
他当年是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的一个战士，当时背了炸药包去炸坦克。坦克上面印度士兵用机关枪对着他们扫射，一个排13个人，最后只剩下4个人活着，他是其中一个。
他说我来跳广场舞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经历生死，活着对他而言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为了更强烈地感受着，他还活着，所以他每天去跳广场舞。
其实广场是一个具有政治概念的符号，因为我们会在广场上集会，举行典礼。中国大妈却在广场上跳舞，她们把政治空间转化成了娱乐空间，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消解了广场的政治性。或许广场舞也可以算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吧。
其实跳舞在哪里都可以跳，在家也能跳，为什么一定要跳广场舞。实际上这或许是集体意识的遗留。“文革”时期跳“忠字舞”，表达对领袖人物的忠诚和热爱，那个时候集体主义意识特别特别的明显和强烈。
一方面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大伙在一起一大堆，人多了感觉热闹不孤独，这也是对老年人心理的一种慰藉。
我大学学的是油画专业，但是后来发现，艺术的表达方式很多样。雕塑、装置、影像、绘画，包括舞蹈、戏剧、文学都可以表达。影像只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我发现了这种表达方式可能会很适合我，所以大学毕业我就借了2万块钱，买了一台摄像机、一台电脑，然后开始自学纪录片。
当代艺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对我创作纪录片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我关注事实和社会，那么另一方面我可能也会对形式和表达方式很在意。
不管是做艺术也好，还是做纪录片也好，其实没有绝对的界限。很多美术馆、画廊也在播放纪录片，很多电影节也在播放艺术的视觉影像。
不管是画画还是拍纪录片，我关注的是人的内心，是对人潜意识思想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