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多在改变，但并没有变好。”超过7成的波尔多新居民来自大巴黎地区。

　　

　　从法国波尔多到德国莱比锡，再到加拿大汉密尔顿，这些城市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周边超大城市高昂生活成本为其带来的间接“城市升值”(gentrification)。

　　当春季的阳光洒在波尔多五颜六色的建筑上，街巷中的游客很少会注意到路灯杆上贴着的纸条。纸条上印着全新的法国TGV高铁，还有一句法语“Parisien rentre chez toi，”也就是“巴黎人滚回去”。从波尔多到法国首都，现在仅仅需要两小时。

　　在市长阿兰·朱佩(Alain Juppé)治下，承载着历史的著名建筑被悉心打理，有轨电车重新有序运行，葡萄酒博物馆(La Cité du Vin)则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波尔多开始复兴，“城市升值”也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去年夏天TGV新线路的开通不仅仅缩短了往返两座城市间的时间，也带来了大量富裕的巴黎人，他们被这里晴朗的天气、缓慢的生活节奏和更低的房产价格深深吸引。

　　超过7成的波尔多新居民来自大巴黎地区，他们的到来使得房价不断攀升。现在这里成了法国二手公寓售价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平米均价达到了3730欧元(约合人民币29000元)，比去年上涨了12%，租金也有相应涨幅。

　　对于39岁的朱莉·塔雅(Julie Tayac)和她41岁的伴侣塞德里克·图尔内米尔(Cédric Tournemire)来说，情况就不容乐观。高昂的房价让他们只能住在波尔多城外26公里的村庄萨洛讷(Salaunes)，朱莉不得已辞去了工作，而塞德里克的单程通勤时间超过一小时。

　　“我已经找了很久的工作，但没人愿意让员工住得这么远，”朱莉说。“如果不堵车，开车进城也只需要半小时，但近些年交通状况越来越差，我只能现在还在这个偏远地方游手好闲。”

　　“波尔多确实有了变化，但不是变好。人口一直在增长，相应的基础设施却没有跟上。交通成了噩梦，房租天天在疯涨。这座城市曾经那么宜居，现在却让人厌烦。”

　　位于波尔多的达尔文滑板公园。市民抱怨虽然人口快速增长，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却没能跟上。

　　朱莉并没有将此过多归咎于巴黎人，但其他波尔多人态度要强硬得多。

　　“现在只有富人能够住在波尔多，很多新居民都是巴黎人，”文森特·巴特甚至还为此在Facebook上建立了名为“反巴黎主义波尔多自由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Bordeluche face au Parisianisme)的页面。

　　“事实上，我们说的‘反巴黎’只是一种幽默的表达方式。他们买下了整座城市，对此我们并不反感，欧盟居民都有自由流动的权利。让我们感到愤怒的是波尔多市政府，他们把穷人都赶到了更远的郊区地区。”

　　巴特的页面拥有8000名粉丝，但“城市升值”问题并不是波尔多独有。全球性的都市化让城市中心的房价越来越高，很多周边的地区都在随之改变。就像伦敦带动了东区肖尔迪奇(Shoreditch)的发展，后者也正在促进马尔盖特(Margate)的进步。柏林和莱比锡，多伦多和汉密尔顿，世界上数十个城市的关系都是如此。

　　“纽约城的故事也并无二致，‘城市升值’使得房租高涨，艺术家们都无法继续负担居住支出，”莱斯特大学的“城市升值”专家洛蕾塔·里斯(Loretta Lees)表示。“所以，很多人不得已搬去了底特律，他们反过来又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全新的‘升值’。”

　　“同样地，洛杉矶和银湖城(Silver Lake)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见证了纽约与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柏林和克罗兹堡(Kreuzberg)的先例。”

　　在英国过去的十年里，伦敦也为利兹和伯明翰带来了“城市升值”。更近的例子则是，布莱顿(Brighton)和马尔盖特小型的海岸城镇和城市也受其影响，当地人把新居民称为DFL(Down-from-Londoners，伦敦下来的人)。

　　黑斯廷斯(Hastings)之于塞萨克斯，就好比肖尔迪奇之于伦敦。当它不再拥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全新的码头和相对低廉的房价让其成为了伦敦人的新宠，他们也因此被当地人冠上了一个不怎么光彩的绰号“FILTH”(有“污秽、垃圾”之意)，用以指代“Failed in London，Try Hastings”(伦敦混不下去的人才来黑斯廷斯)。但这里的房价也在迅速上涨，2015年到2017年间就攀升了18%。

　　现在，黑斯廷斯只能效仿伦敦，采取措施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这是“城市升值”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综合性功能建筑“摇滚之家”(Rock House)于2016年开业迎客，它为当地居民提供低价租住的机会，同时发展合作性创意空间，打造范围更广阔的社区，正如它的建立初衷——服务那些有需求、有激情、乐于贡献、扎根社区的人。

　　“我们都能感觉到黑斯廷斯‘升值’的过程，也对此深感担忧，”“摇滚之家”的管理者杰斯·斯蒂尔(Jess Steele)表示。“我们并不是反感伦敦人或是阻止他们的到来，他们也只是想来这个生活便利，充满惊喜的地方。但我们肯定是反对‘升值’的。所以，目前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为有需要的人创造能够负担的住处，并且努力维持下去。”

　　新的力量自然也有其优势，多伦多蒙克国际事务学院主任兰道尔·汉森(Randall Hansen)表示，他长期从事移民及有关研究。

　　“就像生活中的所有东西，‘城市升值’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有好有坏。确实有人被迫离开，但新的高质量居民也进入了这里，犯罪率下降，老旧的住宅被翻新，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城市的形象和给人的感觉会有显著的提升。”

　　汉森指出，多伦多居民已经向周边的汉密尔顿地区迁移，后者曾经在经济困难时期成为衰败工业城市的代表。“但作为多伦多‘城市升值’的直接结果，汉密尔顿也开始了自己的‘城市升值’，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这就像我当初生活过的柏林。20年前，莱比锡还只是一个人口不断流失的小镇。但当柏林经历‘城市升值’之后，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莱比锡。在2015年，从柏林迁往莱比锡的人口也首次超过了相反方向迁移的人数。”

　　然而在波尔多，人们还未能体会到这种“城市升值”带来的益处。“这个问题没有万全的最优解，”巴特表示。“我们只能要求本地官员不要再将城市出售给外人了，因为这个过程破坏了波尔多人现在拥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