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多封建军阀一样，张作霖出身贫寒，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干过兽医，收入微薄，仅限于养家糊口。儿子张学良出生时赵氏没有奶水，只能喂孩子高粱米汤。

张作霖的发财之路始于他1902年接受清廷招抚、当上巡防营的管带（1902年，此前张参加中日甲午战争，不久投身绿林，势力渐大）。

在平定五大哨匪帮时，除人马据为己有外，各帮掠劫之金银财宝也全部落入他的囊中，其后清廷又以剿匪有功赏他白银一千两。这样，一次剿匪使张作霖得到了双份收入。

1904年的日俄战争，又给了张作霖发财的机会。他左右逢源，周旋于日俄两军之间。为了拉拢他，日俄双方都送其丰厚的经费和赏金。张作霖由此发迹。他为讨好顶头上司张锡銮，曾一次送给张高达两万两白银的赌金，其出手之阔绰可见一斑。

1907年，在升官发财利益的驱使下，张作霖诱剿了辽西巨匪、自己的结义兄弟杜立三。杜在辽西经营多年，家财丰厚，仅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就装了几十大车。

更让张作霖大为兴奋的是，在杜立三的老巢还挖出了数百缸白银。胆大的张作霖将这些财物大部分据为己有。而清廷除升其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外，还赏给他白银两千两。这次成功的剿匪经历，让张作霖一举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翌年，徐世昌派张作霖赴辽西剿灭蒙古叛匪，就这样他又发了一笔蒙匪财，并大做军火买卖。他的军火买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低价买高价卖，他是十足的无本生意：将剿匪得来的一部分军火，以高价卖出去，再剿再卖，如此循环不已。张作霖手中的黄金、白银、珠宝、外币如辽河水般滚滚而来。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说：“东北老百姓一直怀念我们张家父子，因为我们张家父子从不刮地皮。”记者问：“那钱从哪里来呢？”张学良说：“粮食丰收时大量收购，冬天再高价卖出去。”记者又问：“那收购的资金从哪里来？”张学良笑着说：“从官银号拨用。”

张作霖崛起之时，适逢东北当局丈放土地伊始。凭着手中的大量钱财，张作霖以极低的价格，取得大片土地。此外，加上一些人为了巴结他免费赠送的土地，使其迅速成为东北地区的新型大地主。

发迹前小打小闹的做生意经历虽没让张作霖大富大贵，却使他对经商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早在新民府时期他就用攫取来的钱财投资兴办了一家三畲油坊，由于经营得法，成为他经商发财的基础产业，此后又开办了三畲粮栈、三畲当（典当行）。数年中，张作霖人走到哪儿，商号就开到哪儿，所经营的三种商业（即油坊、典当行、粮栈）很快即初具规模，三畲号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连锁企业”。

张作霖在完全控制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后，还创办了祥钱号、三畲合银号等钱庄。如此众多的商号、银号，仅靠张作霖一人是如何也经营不过来的。其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知人善任，挖掘了一大批善于经营之人替他打理生意，而他则坐享利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这一时期，投资企业利润丰厚，吸引了无数军阀竞相染指。向来极具投资眼光的张作霖也发现了这一商机。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又投资工矿等近代企业，大发其财。

其投资分布范围极广，除遍布于东北三省外，延及山东、直隶、天津、北京等地。从投资领域来说，更是涵盖了各行各业，有煤矿、滑石矿、铁工厂、纺织业、银行业等。其投资额远高于同时期其他军阀。1926年10月10日《民视日报》曾发布北洋官僚军阀“富豪榜”，张作霖高踞71人之榜首。

此外，在几十家近代企业中张作霖都有股份（甚至是大股东）。当看到金融业是聚合钱财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时，张作霖又适时地投资金融业，他先后于殖边银行、盐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奉天裕金银行投入资金，参与股份。摸清门路后，他又着手兴办完全属于自己的银行，也就是张家的私家银行——边业银行。该银行成立之初，张作霖一次拿出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投入越多，回报也越大。张氏父子在边业银行的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利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仅在边业银行没收张家所得的历年银行红利及存款利息等，计有黄金四万七千余两。而张学良私人财产被日军抢取的仅金银一项，就价值2.5亿元。

此时张学良主政东北不过三年时间，因而大部分财产应是张作霖时期积累下来的，足见张氏父子个人经济实力已强大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