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六君子」经历着人生最悲壮的最后一日时，「戊戌政变」中最为慈禧太后痛恨的康有为却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出生天。不过在这段逃亡的时间内，康有为还开始了一场颇为奢侈的「豪华列国游」。
猫匿之啤酒名天下，吾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人被五花大绑，囚车缓缓前行。康广仁觉得大约是要就义了，大哭了起来，在刑部任官多年的刘光第深明刑部典故，安慰他说：「这是提审，不是去刑场，别哭！」（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根据清代法律，所有重桉判罪者，须经刑部审理，三法司议结，最后由皇帝勾决。这一制度，即使连最为峻烈的雍正都严格遵守。
然而当囚车从西门而出时，刘光第神色大变。按照刑部惯例，犯人自东门出则赦罪，出西门则杀头—他开始大骂：「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
负责监斩的是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刚毅，谭嗣同大叫刚毅的名字说「有话说」，刚毅故意走开。刘光第诘问「按照祖制，即使是盗贼，临刑呼冤，便应该複审」，刚毅回答：「我只不过奉命监刑，其他不知道。」刘光第始终不肯跪，直到杨锐说：「裴村跪跪，遵旨而已。」这才跪下，慷慨就义。
当「六君子」经历着人生最悲壮的最后一日时，「戊戌政变」中最为慈禧太后痛恨的康有为却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出生天。他人生的分岔路口，乃在9月19日夜晚。
那时，康有为策画的政变已经完全失败，但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北京。因为他知道，这一离开，意味着完全出局了。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建议康有为改穿西装，直奔山东，不要经过天津，那裡是荣禄的地盘。如果这个办法还不可靠，黄绍箕建议康有为改穿僧装，反向操作，直奔蒙古，然后再从那儿想办法。弟子们纷纷相劝康有为儘快离开，谭嗣同拔刀相逼，梁启超、康广仁等下跪恳求，康有为最后同意连夜逃出北京，留下诸位弟子在北京继续谋求怎样救皇上。
这一别，乃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六君子在菜市口受难的情况，康有为当时并不得知，他出逃时，心情居然还不错，在烟台游玩了本地风光，在海边捡了贝壳，买了六篓烟台苹果准备路上吃。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康有为流亡日本。他伪造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成立了保皇会，收获了许多不明真相群众的捐款，目的是保卫光绪皇帝，光复大清王朝。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光绪皇帝指望不上康有为，连康有为自己也没指望自己。拿着群众捐款，康有为公私不分，他开公司、办实业、炒股、炒房，甚至还在墨西哥炒过一段时间地皮。1898年到1913年，康有为还开始了一场颇为奢侈的「豪华列国游」。
说豪华，一点不为过。住的是高级酒店，出行是马车和汽车，还经常雇用译员（导游）、僕人和厨师。比如1904年6月，康有为从瑞士进入德国境内，辗转于慕尼黑、柏林、波茨坦、汉堡等各大城市。他对德国可谓情有独锺，「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游览莱茵河，称其风景妙丽，罕有其匹；访问参观克虏伯製造厂，讚德国工业製造精益求精，冠绝欧美；访问联邦议院，颇感政治清肃，秩序井然；他甚至觉得德国男人都「英武雄壮」，女人则「秀倩可嘉」⋯⋯正所谓「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员警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
一切都是德国好，所以德国啤酒也是世界第一。在康有为的眼裡，德国人简直把啤酒当成了饮料，「德国人人无有不饮啤酒者」，喝啤酒的杯子大得吓人，「其饮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圆径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圆径二寸，初视骇人。」在到德国之前，康有为从不喝酒，说也奇怪，到了德国尝了啤酒，康有为从此「开戒」，每日必饮，连续半月后，再难释怀。「康圣人」最青眼有加的，是产自德国凯撒酒厂的慕尼黑啤酒。
凯撒酒厂坐落于班堡，属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1007年，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希望它成为一座「新的罗马城」，于是将班堡提升为主教和皇帝的驻地。班堡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
1122年，在修道院主教奥托一世（Otto）的主导下，班堡开始正式酿製啤酒，并在13世纪开始远销法兰克福和维也纳。18世纪，班堡成为了「啤酒之城」，因为当时的皇家主教取消了所有啤酒以及啤酒原材料的赋税，鼓励本地啤酒花的种植，班堡因为啤酒开始了第二次繁荣，当时有超过六十家啤酒厂选择在这裡开厂。直到现在，班堡城内还保留着九座传统的酿酒厂，生产50多种不同种类的啤酒。
凯撒酒厂遵守「啤酒纯淨法」的传统酿造工艺，每年可产出2,000万至3,000万升高品质的啤酒，远销25个国家、五大洲地区，是班堡地区最大的啤酒酿造商。这种被康有为翻译为「免恨」和「猫匿」的啤酒现在还能买到，我慕名喝过一次，确实是巴伐利亚风味的黑啤，颜色不算深，香倒很香，味道却不太好。康有为却对此大为推崇，说：
猫匿之啤酒名天下，吾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
他每到饭店，点的都是猫匿啤酒，「不一饮之则喉格格索然。」
也许对啤酒太有爱了，康有为还曾经参加过慕尼黑啤酒节。慕尼黑啤酒节也叫「十月节」，起源于1810年10月17日，为庆祝巴伐利亚的皇太子路德维希和勒吉公主的婚礼而举行的一系列狂欢活动。活动中，啤酒商和酒馆可以摆摊销售，人们尽情开怀畅饮，久而久之，王室的庆典活动逐渐被湮没于啤酒的泡沫之中，演变成了世界上最着名的啤酒节，而慕尼黑也以「啤酒之都」享誉世界。
康有为说猫匿啤酒「创于湃认王，路易德音呼王为倾。有王酒店，吾饮焉，大容三千人，沉湎常满饮者，琉璃杯大如斗，然德人之肥泽由啤酒，醉不害事，亦饮中之佳品也。」此处的「湃认」即「巴伐利亚」，「路易倾」即「路德威」。康为对慕尼黑啤酒的推崇，实在无以复加。
从德国啤酒开始，这一喝，康有为对酒的喜爱开了头。于是，英国「尾士竭」（威士忌）、法国葡萄酒都进入了康有为的酒单。有意思的是，「康圣人」一边喝着酒，好为人师的毛病又来了，他也不忘发表对欧洲人的酗酒的批评：
今欧人无不好饮者，德、法尤甚，客店食桌中无有无酒盏者。虽俭于食而嗜饮酒，德、法、美尤甚，四十馀足多肿，已难工作，五十后无所归，遂入院，以为俗焉。吾观欧美人醉酒之风，夜卧于道而哗于市，归殴其妻，而争杀开枪致死者比比，阅报者日见之不鲜。所经小市大衢，卖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入尽付酒家，而导淫演杀，与酒为缘。若此败风，惟吾国无之，欧美皆然，但法人为尤甚耳。盖吾国酒俗为过去世矣。不知者开口媚欧美人为文明，视入卖酒垆，观其乱状，与我孰为文明哉？
除了喝酒，康有为也十分懂得欣赏各种美食。他在斯德哥尔摩品嚐海鲜，「多鱼虾异物，咸酸皆备，其价贱而品多，味亦新异，盖欧土所未见也」；在匈牙利吃生牛肉配酱；惊讶于比利时人「好食马猫狗肉」；对于法国美食也没有盲从，康有为抱怨法国菜虽然好吃，但是太贵，「一般饭店，三人一餐，一蒸双鱼，一白笋条，一鸡汤，一鸡与茶及红菩提酒，竟花费近百法郎。」
他吃得最满意的国家是土耳其，「食品甚能调味，又能切碎，远过欧人，法、班、葡且不及，其他国无论也。其一切肉品并切粒片，且先下味，极类中国。」康有为在土耳其，每饭必加咖哩，牛羊鸡鸭、点心麵食皆可口，看来，康南海的胃口确实很好，对咖哩都能够接受并喜欢，实在算得上是当时的美食家了。
虽然喜欢咖哩，康有为却十分讨厌在印度的游历生活，最痛苦就是找不到好吃的，「惟无酒楼食店，仅鸡卵羊肉，盖其王及士夫皆不出，惟市井首陀之贱族就食焉，故无美食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印度的王公富人们极少在外就餐，而一般市井贱民又无力享乐，故遍游印度，难觅美食踪迹：「印人食无可取，惟糖物甚多。」
不过，这段在印度的痛苦岁月，却成就了一首闻名海外的诗。
这首诗出自康有为的女公子康同璧之手。1901年，康同壁18岁，在外文报纸上发现，父亲逗留在印度，于是决心去印度找爸爸。1902年春，她女扮男装，只一人出德胜门，经居庸关、大同，下潼关、兰州，入疆，翻葱岭、帕米尔，南下印度，惊动了英印报纸。梁启超讚曰：「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苍涛瘴雾，真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康同璧终于见到了父亲，并陪着父亲游历印度，赋诗曰：「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这首诗的知名度，举一个例子便可证明。解放后，康同璧接受了国家领导人接见，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道：「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毛泽东对于康同璧的好印象，除了这首诗，也许还源于毛早年深受康有为学说的影响。他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的着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在西方找到真理了吗？我们不知道，在他津津乐道于「猫匿啤酒」时，他最锺爱的弟子梁启超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新的救国方桉，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公开反对康有为，从此，师徒渐行渐远。这大概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戊戌六君子」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