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把一个襟怀如海、隐忍不言、顾全大局、鞠躬尽瘁的总理形象，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那是他最后十年的肖像。甚至也可以说，是他后半生的肖像。但周恩来不仅仅只有这一面。他的前半生中，融豪情激越，风度潇洒，处事绵密，决断果敢于一身，锻造出了一个传奇。在战争岁月里，他是“统战之神”，游走于敌我之间，以仁心征服对手；他也是“谍战之神”，执掌谍报与情报机关，铲除叛徒毫不留情，斗智斗勇抢占先机。这两条战线，一公开一隐蔽，充满周旋与暗战。
1959年起，一些国民党战犯陆续获得特赦，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当时的杜聿明（黄埔一期生）对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走错了路，有负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却说，不能怪你们学生，是我这个老师没有教好。
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首任是戴季陶，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人事矛盾，不辞而别，接他班的邵元冲是旧文人，不懂政治工作，也干不下去。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希望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当时，周恩来刚从法国回国。得知要建立黄埔军校的消息，他甚至等不及路费寄到就坐最低档的舱位回到中国。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投身黄埔军校。虽然他没有专门学过军事，但是对军队工作，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上任后，他支持军校进步学生建立“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还在军校成立了中共支部，又通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为黄埔军校筹到了一批苏联武器。
蒋介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称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以此为基础，成立两个黄埔教导团，这就是后来中央军的起源，是他的嫡系和本钱。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也应掌握军队。他经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调来黄埔军校军官徐成章，学生赵自选、周士第等担任指挥，士兵多为广东工农运动骨干，后来发展为叶挺独立团，在东征、北伐中建立了赫赫战功。
1925年，为消灭叛乱的军阀陈炯明，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东征，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据周恩来侄子周尔均、侄媳邓在军回忆：“记得在汕头，看到有两栋一模一样的小洋楼。一栋住着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和家眷陈洁如，另一栋住着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这两栋楼紧挨着，每天蒋、周都要交往过从，共商大计；两家人常常一起用餐，亲密无间，也体现了当时蒋介石对七伯的倚重。”
但蒋介石排斥中共的决心已定。东征军刚取得一定胜利，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上对周恩来说，中共在军校内“秘密发展组织，长此以往会出问题”，要求周恩来将军校和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名字都告诉他。周恩来答道，此事关系两党，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后来，蒋又找周谈话，摊牌说，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黄埔军校。
蒋介石步步紧逼，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则主张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而退让。周恩来最终于1926年离开了黄埔军校。他离开时，没人敢送别，只有一期学生胡宗南气喘吁吁地赶来跪送他。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责备胡不该向共产党下跪。胡宗南说，自己虽与周恩来政见不同，但还是很尊重他。气归气，蒋介石当时还需要中共为他在北伐中出力，所以表面文章还是得做，他举办晚宴欢送周恩来等人，席间一再感谢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工作。
当蒋介石在反共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周恩来最终和“校长”分道扬镳，并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十年内战，周恩来与蒋介石是不共戴天的敌手。两人十年没见面，再次相见时，是在一个“万万没想到”的场合。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代表中共进行斡旋，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协议。1936年12月24日，当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时，开口便说：“恩来，你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此后，国共为抗日展开第二次合作，周再度与蒋周旋。
周恩来善察蒋介石心事。1937年3月，他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蒋恭维了几句中共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之后，忽然说：“你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周听出，蒋关心的是“领袖问题”，回应道：“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听了很高兴，周也借机提出了中共的要求。
此后，周恩来又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好消息：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消息，苏联已查到了蒋经国的下落，批准他返回中国。蒋惊喜交加，对周做了一句评价：中共“最有理智、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数年后，归国追随其父的蒋经国，也对周恩来的“人情味”深有体会。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讲述了蒋经国爱将蔡省三向她亲述的一段往事——1941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创办了《江西青年日报》，自任社长，蔡省三是总编辑，深得蒋经国信任。1945年，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飞抵重庆展开国共会谈。在“中苏文化协会”筹办的宴会上，毛泽东等人在二楼贵宾厅休息，楼下的蔡省三想看个究竟，站到楼梯口探头张望。周恩来发现了，马上站起来招手示意他过去，问他需要什么。蔡省三没有思想准备，就直说想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便带他到毛泽东座前，介绍说：“这是蒋经国先生的助手，陪都青年界的精英。”毛泽东与蔡省三握手说：“好哇！好哇！全国青年大团结呀！”蔡省三有些紧张，不知说什么，也跟着说“大团结，大团结”，匆匆告辞下楼。第二天，蔡省三与蒋经国共进早餐，汇报此事。蒋经国沉吟道：“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
后来长期分管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去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他亲自提议设置的，一切摆设都遵循其安排。墙上一幅郑成功画像，是周恩来吩咐罗青长到故宫博物院调来的，还让罗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足见其用心良苦。
自黄埔军校起，周恩来就与国民党一些“亦正亦邪”的人物打交道。他总能看准时机，挖掘出他们的“正能量”。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保定军校毕业后从军，曾入黄埔军校任教育副官。据说，他在黄埔军校读到周恩来以“翔宇”之名撰写的文章，十分钦佩，主动求见周恩来并被其谈吐和见识所征服。后来在黄埔学生军东征时，陈诚任炮兵连长，作战英勇。周恩来称赞他“炮打得好”。
作为蒋介石的校友、同乡和嫡系爱将，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忠心耿耿为蒋氏效力。但到抗战时期，周恩来与陈诚的关系再度变得友好。七七事变后，陈诚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希望周恩来到政治部工作。孔祥熙则想拉周恩来去财政部。周恩来请示中央，认为去政治部可以发挥统战作用，便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
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开会时，郭沫若常见陈诚紧随蒋介石身边，形同侍卫，蒋若咨询，陈有问必答。因为陈诚个子不高，郭沫若给他起了个“袖珍词典”的外号。但“袖珍词典”对周恩来也很尊重。当年政治部举行“（孙）总理纪念周”，周恩来参加时，陈诚必到场；陈诚主持时，周恩来也必到会。这个活动有固定仪式，开始时要唱国民党党歌，诵读《总理遗嘱》，结束前还要读国民党《党员十二守则》。周恩来以迟到、早退避开这些仪式，陈诚也理解，甚至让别人领读《守则》，自己陪周恩来离开。
皖南事变中，陈诚在湖北配合围攻新四军，称赞“蒋委员长看问题看得很远”，“避免了共产党军队抗战胜利后威胁南京”。但他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是黄埔故交，叶挺被扣押后，陈诚几次劝叶投蒋，被拒绝后还请出蒋亲自劝降。周恩来看出陈诚不忍故交受难，便托人请陈诚游说蒋介石把叶挺改为软禁，给予一定自由。后来，周恩来又请陈诚允许记者陆诒探望叶挺，陈诚当天就批准了，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
陆诒离开时，陈诚让他“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叶挺字希夷）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决无问题，请他放宽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实权人物除了蒋氏父子，便是陈诚。周恩来在宴请名记者曹聚仁时提到，如果两岸统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都可以到中央来”。周恩来还提到，陈诚如果愿意管台湾，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如果陈诚愿到中央工作，地位“不在傅作义之下”。他还安排人照顾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的生活。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搞“两个中国”。关键时刻，周恩来与陈诚进行了沟通。陈赴美前，周请人带话给台湾，希望两蒋与陈诚加强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后来，陈诚看到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很是感动：“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1965年3月，陈诚病逝。遗嘱未提“反攻大陆”。人们解读，这是周恩来的周旋起了作用。后来，周恩来迎接李宗仁归国时，在机场发表讲话：“陈辞修（陈诚字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周恩来晚年患病，上手术台前留下一句话“我不是叛徒”，这是指“伍豪（周恩来化名）事件”，始作俑者就是“中统”特务头子张冲。但两人不打不相识，抗战中反而成为很好的朋友。
张冲是浙江乐清人，当过“中统”的二号人物。据其亲属回忆，1931年，顾顺章叛变，供出了周恩来等人的藏身地。张冲奉命赶往上海搜捕。扑空后，张冲炮制了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多个报纸刊出，企图将周恩来搞臭。中共中央随即以毛泽东名义发布公告，揭露此阴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冲被蒋介石派去西安与周恩来谈判，两人进行了五轮谈判，张被周的人格魅力折服。促成蒋经国回国，就是张冲向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后来，张冲还提议派中央视察团考察红军辖区，周恩来建议，名字改一字，称考察团以示平等。这个考察团成行后，增进了双方的理解。
“七七事变”后，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去苏联争取军援。行前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给他一张名片，并写上：“张冲先生奔走国共合作工作，卓著功勋，请以同志关系接待。”张冲凭着这张名片，在莫斯科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并因此获得面见斯大林的机会。
张冲此后对周恩来也多有帮助。周恩来在延安摔伤胳膊，张冲应中共请求，安排飞机将周恩来接到兰州，再搭苏联飞机飞赴莫斯科治疗。1939年，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要去皖南处理新四军的事务，却未获蒋介石准假。张冲给他出了个主意，以回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注重孝道的蒋介石请假，顺道就去了皖南。这个办法果然成功。
1941年，张冲因病逝世，周恩来参加追悼会发言时流下热泪，并写下“风雨忆同舟，安危谁与共”的真诚挽联，这两句话至今仍为我党统战工作的方针。周尔均说：“张冲曾用八万大洋买过周恩来的人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对周恩来心悦诚服。”
周旋者，是一个很难扮演的角色。除机智与身份外，周恩来还有旁人无法企及的一点——让人一见如故的人格魅力。
冰心曾言，“我所认识的和总理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总理对他（她）最关心、最爱护”。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处处长潘敬国讲述：“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就相谈甚欢。除了在抗日救亡问题上的立场相近，周恩来温文尔雅的风度也一下子抓住了张学良。”
周恩来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是一见如故。据冯的旧部回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在南京初见周恩来，印象就很好，说“共产党真是有人才啊”。抗战中，冯玉祥听到传闻，说他身边有共产党员，就直截了当问周恩来：“我身边有几个共产党员？”周表示回去查一下，后来告诉冯，某两人是共产党员，“如不方便，可以调走”。冯也很爽快，“不必了，心中有数，今后办事就更方便了”。后来，这两个共产党员成了冯周之间的“交通员”。
1941年，冯玉祥六十大寿，周恩来亲笔写祝词，称赞其“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冯玉祥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谢寿诗”在《新华日报》发表，声言“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努力不懈，不怕牺牲，尽自己的本分打倒侵略的敌人”。国民党右派当时骂冯玉祥为“共产党的尾巴”，甚至给他寄子弹恐吓他。但这让他和周恩来走得更近。
周恩来的魅力从何而来？是他的大理想造就了他与人交往的大格局。周尔均说：“总理的青年时代充满了爱国豪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写下《生别死离》一诗：‘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对人生使命的壮志豪情，既让他能忍辱负重、牺牲自我，也让他在处理与对手的关系时，以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为重，超脱了一己的恩怨。
周恩来的教养也是他的魅力之源。周恩来的生母办事干练，待人真诚豁达；嗣母出生于书香门第。两个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严格，养成了他温和、文雅、谦让的性格。潘敬国描述了一个细节：“周恩来与人握手，总是紧紧握着对方，另一只手轻轻拍打对方。他的眼神非常热忱，专注地盯着对方。”周尔均则回忆，他的祖父是周恩来的二伯父，周恩来写字惯用行书，但每次给他家写信，全用端庄的正楷；信中提及二伯父二伯母，都另起一行或抬头书写。“七伯是一个性情中人，有真性情、真才华、真勇气，同时内心又充满了温暖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