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和中国的新闻理想

我当年在北京做出版的时候,曾见过胡舒立女士,就是在那个著名的“4·24会议”上——红二代张木生的新书发布会。

2013年4月24日下午,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和京城许多知识名流出席,张木生在会上放出狠话:有的人在抱着炸弹玩击鼓传花,下一任领导人绝不允许这样做!那天我正好坐在刘将军背后,面对着胡女士,听着这话直感叹:到底是红二代有底气,有气势,秒杀无数知识人。会议完了,我走到对面和卢跃刚先生交换名片,准备闲聊两句,卢先生很客气,他身旁的胡女士却不停的插嘴问卢先生:待会去哪里吃饭,有啥好吃的?很难想象这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那位胡女士。

后来看媒体报道才知道,胡女士也算是个红二代,父母都是1949年后的革命干部,外公是《申报》的编辑,出版家胡愈之是其外公的大哥,她也算是名门之后。胡女士先后掌门《财经》、《财新》,以曝光财经黑幕获得极高声誉,不仅在赵国风光无俩,也让“境外势力”青睐有加,据报道,她获得许多国际荣誉:

2001年,胡女士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当年50名“亚洲之星”之一。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将她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将她列为“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她还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2007年度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2009年和2010年,两度获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年度世界百名思想者”之一。2011年,登上美国《时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榜。2013年,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榜”。2014年,胡女士荣获2014拉蒙•麦格赛赛奖。

但是让民间长期不解的是:在这个新闻被严重管制的国度,何以别人做不了的事,胡女士能做到呢?难道是管制系统百密一疏对她网开一面?显然不是,党国管控向来不留死角,不留余地。无论是《财经》,还是《财新》,都是体制内单位主管主办,胡并非是可以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是一直处在“党管媒体”的监管掌握之中。她作为媒体掌门人,本身也是监管体制的一部分,是新闻审查体制的重要一环。

这是不明就里的外国人不懂中国的地方。坊间因此多年传闻她上面有人,所谓无靠山要毙稿,有背景才有猛料。胡女士因此成为一个蒙着面纱的人,她露出的大多不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而是正义凛然的强势冷峻。

对于坊间的各种猜测,资深媒体人程益中曾有深刻评论:“《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被称为曾经的南方系精神领袖的程益中深深了解胡女士和她的传媒帝国。胡女士的媒体之所以经常能放猛料,不怕各种官僚系统的“跨省”,是因为她“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真是只有行家才最懂行家。

说白了,胡女士之所以能在赵国高举“揭黑”大旗而常在河边走却能不湿鞋,其实不是她有如追捧者声称的那样有多么高尚的新闻理想或者专业主义情怀,而是她背后的庇护网络更强大,在权力格局中占有比较强势的话语权,她与她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彼此支撑和利用关系。她的媒体之所以能够频发财经黑幕,一方面得益于庇护网络的支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国把她当作不会影响“根本的统治体制”的放心人。在森严文网下,新闻理想如今已经成为一句笑话了。所以,每每看到有其粉丝把胡女士打扮成唐吉珂德似的理想主义者时,我就笑了,明明是帮着某些利益集团在干活,非要说成是正义的女神,这岂不是世纪谎言?

话说回来,真正的怀抱新闻理想的人我倒是见过。如中国当代著名揭黑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曾任《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主任、《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西部发展报》总编辑、《权衡新青年》杂志总编辑的王克勤先生。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郊区的一家报社去拜访王克勤先生,他破乱的办公室堆满了访民的来信和材料,房间的沙发破得都露出了里子,坐上去都咯吱响。

王克勤倒是一直拼命做新闻,可最后还是被赶出体制,无奈的转行做起了公益。由此可见,在赵国,贩卖情怀高举正义旗帜的人多半是可疑的伪善者和装逼犯,骗骗刚入行的实习记者还可以,欺骗不明就里的外国人同行也行,如果一路无限装逼,真把我们吃瓜群众都当成傻瓜,早晚会露出马脚。

在微博时代,许多媒体人谈起美国当年的扒粪运动和进步主义潮流,常常赞叹不已。大概有新闻理想的人都会有如此的想法吧。但显然的是,在大陆极权主义的语境中,试图通过媒体的力量来引发社会运动、推动社会进步,无疑是注定落空的虚假希望。

极权主义尤其擅长控制、引导、塑造舆论。在互联网兴起的近二十年里,无数的人都曾希冀媒体的力量改变中国,尽管依托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民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长,但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极权依赖其庞大的体制资源不断筑墙、固墙,使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走向云极权方向的墙国。在媒体都姓党的墙国粪坑中,是飞不出新闻理想这只白天鹅的,唯有墙倒之后,真正的新闻自由实现的那天,谈论新闻理想才不会成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