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两位科学家归国，在中科院学部历史上是首次，两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愫也不言而喻。

然而，很多人却完全理解错了这条重大新闻的意义……与其听信各种不靠谱的猜测，不如静心聆听这位9旬老人的心路历程。

父亲到死都不原谅我放弃中国籍

1964年春，我成为美国公民。

从1945~1965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我大部分的成年时期都在美国度过。然而，决定加入美国籍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我想，对大多数国家来的移民大都有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就更不容易。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根本没有永远移民到别的国家这种观念。实际上，永久离开中国并移民他国曾经被视为一种叛国的行为。

而且，一度有过辉煌灿烂文化的中国在近一百年来一直受到屈辱和剥削，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里留下痛苦的伤痕。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轻易忘记的一个世纪。

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在北京和上海任教，一直到1973年去世。192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然而我知道，在他心中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到死不能原谅我放弃生育了我的国家。

还不止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知道早期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历史，它充满了无法叙述的歧视、迫害和屠杀······

歧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不像早期那样毫无约束。

······

当然我也知道美国对我一直十分慷慨，也知道我在美国的根已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扎得越来越深。

1961年1月，我在电视里看到肯尼迪的总统就职典礼。肯尼迪请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ust）念一首他的诗。弗罗斯特选了《彻底奉献》（The Gift Outright）。

当我听到以下诗句时，我的心被一下子打动了。我立即从一本诗集找到弗罗斯特的这首诗。他写得真美，也很有感染力。在我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这件事上，它起了一定的作用。

Possessing what we still were unpossessed by,
Possessed by what we now no more possessed,
Something we were withholding made us weak
Until we found out that it was ourselves
We were withholding from our land of living,
And forthwith found salvation in surrender.

我们拥有的，尚未拥有我们，
是不再拥有我们的拥有我们。
有种东西我们不愿献出曾使我们软弱，
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不愿为了我们赖以
生存的土地而献出的正是我们自己，
于是从毫无保留的奉献中找得救赎。

我应该帮中国在科学发展上奋起直追

1971年春，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从1949年开始冻结的中美关系开始有了解冻的迹象。

当我得知美国国务院已下令解除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以后，我感觉到这是我回到中国——我出生的故土的机会来了，我又可以见到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和朋友。

我感到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刚刚打开一个小缝的门会不会因为越南战争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而重新紧闭。

于是，我立即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签证，接着在1971年夏我在中国访问了一个月。

这儿不是我细谈那次旅行的地方。但是到1972年夏第二次中国之行，我已经做出决定：作为一个华裔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为这两个与我密切相关的国家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认为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奋起急追。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邀请我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一个宴会。在一年前，我也接到一次邀请，这是第二次，因此我能够相当从容和更加直接地讲出我心里想说的话。

我已经观察到，中国实行片面的平等主义已经毁掉了中国的科学。所以我迫切地向他建议采取一个政策，以增加对基础科学的重视。虽然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一政策似乎不可能很快见到效果。

显然，周恩来与毛泽东主席讨论过我的建议，他们都同意应该做进一步考虑。1972年7月14日，总理指示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研究如何实施这一政策。

我曾经听说此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确给予了基础科学研究一些机会，但是主要的一些努力在1976年末“四人帮”倒台以前，一直遭到“四人帮”的阻扰。

在那些年我并不十分了解“四人帮”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也不知道“四人帮”不喜欢我的建议。1973年，“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表示出他对我的憎恶，对此我莫名其妙。事实上，他在一次讲话中明显地批评过我，但我直到1977年才知道。

父亲曾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编者注：1960年夏、1962年夏）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

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弗洛里桑路时，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

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

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973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77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

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也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

“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向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

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掌握的。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

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世，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剧，起第七幕亦即最后一幕是：

返回童年，返回茫然
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
今天我不但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的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最后的事业也将是我一生特别有意义的一幕！